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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“尼羅河上的慘案”不再驚艷

• 2022-03-06

文 | 廖藝舟

編輯 | 張友發

來源：毒眸（ID：DomoreDumou）

尼羅河上沒有新鮮事，有美人、偵探和一樁發生在很多年前的謀殺。

2月19日《尼羅河上的慘案》在內地上映，首周票房報收3697.3萬元，這一市場表現難稱驚喜。2017年，該系列首部作品《東方快車謀殺案》引入國內時，首周末票房曾達到1.27億。

兩部影片在全球市場的表現同樣懸殊，《東方快車謀殺案》曾以5500萬美元成本撬動3.52億美元票房，對制片方而言是筆劃算的生意?！赌崃_河上的慘案》目前的表現恐怕難以復制前作成功，該片投資額提升到9000萬美元，上映10天的全球票房僅為4100萬美元。

眾所周知，這部電影改編自阿加莎·克里斯蒂于1937年出版的同名偵探小說。近百年來，《尼羅河上的慘案》的破案套路被后世作品多次借鑒，電影也有1978和2004兩個版本珠玉在前。新版的主要看點，是以蓋爾·加朵、肯尼思·布拉納為代表的全明星陣容會碰撞出什么火花，以及“舊案新說”還能否獲得新時代觀眾的青睞。

從各平臺的觀眾反饋上看，加朵顏值雖高，但“傻白甜”式的人設并未還原原著人物身上的戲劇張力，布拉納版的波洛依然飽受爭議，給這位大偵探增加動作戲、感情戲反而降低了角色辨識度。該片在海內外電影社區的口碑均較為平庸，爛番茄新鮮度63％，IMDB6.6分，豆瓣6.0分。

但對很多粉絲來說，有“阿加莎·克里斯蒂”這個名字就夠了。她是“犯罪小說女王”，一生寫過80本推理小說，作品全球銷量僅次于《圣經》和莎士比亞。她所創造的波洛和馬普爾小姐，都作為最著名的虛構偵探形象在近百年時間里陪伴過無數讀者。

可時至今日，“燒腦”、“反轉”常被作為同類題材作品是否精彩的指標，《尼羅河上的慘案》竟不乏“推理太弱”、“破案稀爛”等負面評價。即便這次問題出在改編，以“阿婆”作品為代表的古典偵探故事的確年代久遠，經后繼者的不斷仿效、創新，它們越發難以帶給受眾酣暢淋漓的腦力挑戰。

再欣賞這些故事，或許應該放下對謎題的期待，讓其回歸通俗小說“帶來愉悅體驗”的本源。

誰是“最佳”波洛？

改編或翻拍阿加莎作品，很大程度上就是再現偵探波洛的故事。

波洛初次登場于阿加莎·克里斯蒂1920年的處女作《斯泰爾斯莊園奇案》，在阿加莎的寫作生涯中以波洛為主角的小說多達38部，關于他的標簽包括比利時人、矮個子、潔癖，兩撇尖角向上翹的胡子以及異常活躍的“灰色腦細胞”等，角色特質鮮明加上破獲奇案眾多，他在世界偵探小說史上的地位或許僅次于夏洛克·福爾摩斯。

新《尼羅河上的慘案》上映后，豆瓣上有條“喊話導演”的短評獲得了較多贊同：“您真的覺得大家對胡子的起源感興趣嗎？”

電影開篇和結束，肯尼思都對波洛的胡子大做文章，而這項外貌元素一直是波洛的標志。5年前《東方快車謀殺案》宣發時，相關報道稱僅僅是波洛的胡子就讓布拉納殫精竭慮，光選材、制作就花費了3個月時間。

“經典改編可以讓我講出全世界都聽得懂的故事?！边@是肯尼思接拍波洛系列的理由，對身兼導演和主演兩個職位的他來說，角色還原似乎沒有自我表達重要：“我就當成，是波洛在執導這部電影。觀眾們會希望故事更復雜，而不僅僅是解謎。”

于是大銀幕上的波洛會在飛馳的列車上追逐疑犯、近身格斗，會主動封閉船艙與兇手持槍對峙，也會在犯錯時情緒失控，還曾擁有過真摯的愛情。這些“加戲”的效果往往是讓虛構人物更真實、更立體，卻不太像阿婆筆下的偵探。

《尼羅河上的慘案》中的波洛

中國觀眾的記憶里還有另一版波洛，1979年上海電影譯制廠曾引進彼得·烏斯蒂諾夫主演的《尼羅河上的慘案》，在“哦我的老伙計”式的臺詞里首次感受阿加莎作品的魅力。

彼得·烏斯蒂諾夫一共主演過6部波洛電影，嚴格來說人高馬大的他也沒有在外形層面還原角色，但其表演還是讓一批觀眾印象深刻，以至在很長時間里代表著波洛的真人形象，如今的中文互聯網上依然可見想重溫他作品的呼聲。

彼得·烏斯蒂諾夫飾演的波洛

迄今對角色最長情的扮演者，莫過于英國演員大衛·蘇切特，他在25年時間里主演了13季《大偵探波洛》電視劇，每次定妝的秘訣也是胡子：“粘上它我就完全成了波洛?！贝叫度螘r蘇切特不由得感嘆：“他是個真實存在的人，是我無形的最親密的好友?！?/p>

上世紀80年代，年逾40歲、已在皇家莎士比亞劇團浸潤多年的蘇切特收到一份新的工作機會，“別人要我去演波洛。”他對朋友說，朋友回復他：“這一定會改變你的一生?！碧K切特起初不以為然，只是按流程去拜訪阿加莎的女兒一家，當獲得作家親屬當面肯定后，他逐漸意識到責任之大。1989年蘇切特在《廚子驚魂》和《幽巷謀殺案》里的初亮相就驚艷了當時的觀眾，他就像從書里走出來的偵探一樣。

大衛·蘇切特飾演的波洛

阿加莎曾在手記里質疑過自己：為什么要創造這個夸夸其談的可憎人物？雞蛋形狀的腦袋讀起來或許能讓人發笑，但我真見過這種形狀嗎？她不會想到若干年后，出演她筆下角色的蘇切特就擁有近乎完美的“雞蛋腦袋”。

她的人設靈感來自路過她宅邸的一車比利時難民，當時一戰結束不久，流亡到英國的比利時難民非常常見，從巴士下來的人群里有位身高只有一米六的小個子，步入異鄉衣服卻一塵不染，看起來高傲又偏執。父系家族來自鄰國的蘇切特認為，波洛與自己的共性便在于同為“異鄉人”。

這或許能解釋波洛在小說中表現出的倨傲和怪癖，“外來者”要贏得認同總會更加與眾不同。阿加莎對波洛成為偵探前的經歷著墨甚少，而他有些言行連創造者都覺得過分，比如他總能在被質疑的關鍵時刻說出：“我一定是正確的，因為我從來沒錯過?！?/p>

為了演出波洛的個性，蘇切特參照原著寫了93條備注，包括“討厭被誤認成法國人”、“晚上出門一定戴帽子”、“坐下前會擦干凈椅子”等等細節，他在劇中總穿著漆皮鞋、用小碎步走路，也是來自原著的描述。由于成功捕捉了波洛性格中的“可愛與怪異”，蘇切特去比利時會直接被粉絲以角色名稱呼，那里是偵探的故鄉，某個名為“埃勒澤勒”的小鎮檔案館里還保存著波洛的出生證明。

蘇切特演完了每一篇波洛小說，當最后一樁案件播出時，《紐約時報》頭版刊出報道稱，“波洛死了”。

“女王”永遠只有一位

蘇切特對波洛的探案方式有過總結：“他像一個心理學家?！边@幾乎也概括了阿加莎·克里斯蒂小說的最大特色：不以獵奇謀殺或現場尋證吸引讀者，偵探往往在不斷的問詢對話里發現罪犯漏洞，讀者會感受到“意料之外，情理之中”。

設置謎題，將所有對話、證據列出，復雜的線索漸漸完全展開，謎底揭曉時與讀者進行公平的腦力對決，這種寫作風格后來在日本發展為體系嚴密的“本格派”、“新本格”，其源頭則來自一戰到二戰期間歐美偵探小說的黃金年代。

西方偵探小說誕生于19世紀中葉，在社會分化加劇的背景下，舊貴族和新興資產階級需要私家偵探來保護財產及隱私，而以英國為代表的國家所實施的教育改革，讓廣大下層民眾開始成為小說讀者。這種通俗文學題材經過愛倫·坡、威爾基·柯林斯等作家的開拓，到阿瑟·柯南·道爾迎來了第一波高峰。早期的偵探小說在情節結構上還比較簡單，流行的也多為中短篇作品。

柯南·道爾

就在柯南·道爾因《四簽名》在英國變得家喻戶曉那年，一名女嬰在德文郡出生。當時女性少有機會接觸正規教育，阿加莎童年所汲取的文學養分來自狄更斯、簡·奧斯汀等作家，“《艱難時世》是我小時候最喜歡的書，最不喜歡的作家是薩克雷。”

26歲那年寫出偵探處女作后，阿加莎和歷史上眾多著名作家一樣遭受過反復退稿，6家出版社均拒絕出版《斯泰爾斯莊園奇案》，其中一家把書稿放在抽屜里拖了9個月。

《斯泰爾斯莊園奇案》

兩年后這部小說才得以在雜志上連載，稿酬與柯南·道爾的《血字研究》一樣，僅為25英鎊。又過了五六年，阿加莎才憑借《羅杰疑案》名聲大噪。

從事寫作前的一些經歷在阿加莎的創作中有所體現，比如她的小說常用毒殺而非其他更血腥的方式，且涉及到的藥理規律五花八門，不像如今已被用濫的“嘴唇有杏仁味就是氰化物”。一戰期間，她曾作為志愿者在醫院從事藥劑師工作，那時公制單位正取代“格令”、“打蘭”等英制度量單位，這種轉變導致藥方劑量不時出錯，反復親手調配藥物的過程中，阿加莎積累了大量應用知識。

《斯泰爾斯莊園奇案》里就出現過馬錢子堿、溴化物、嗎啡等藥物，《藥學期刊》還曾刊發評論指出“這部小說非常真實準確”。類似冷門用藥的案例不勝枚舉：《五只小豬》里用過毒芹、《死亡約會》里用過洋地黃，《赫爾克里的豐功偉績》用過顛茄……

不過奠定阿加莎“女王”地位的，還是她對推理小說案件模式、詭計模式的開拓（下含劇透，請酌情閱讀。可跳至第3部分）。

阿加莎·克里斯蒂

《羅杰疑案》便是“敘述性詭計”的開山鼻祖，阿加莎在這本書中用第一人稱寫作，讀者被誘導代入敘述者視角，先入為主地排除了“我是兇手”的可能，隨著案件全貌慢慢揭露，其他嫌疑人被逐一證明不可能犯案，困惑疊加之際迎向小說結尾：真兇正是敘述者。

這種通過敘述方式或敘事結構來對讀者造成誤導的手法，后被廣泛用于推理小說，殊能將之的《剪刀男》、西澤保彥的《神的邏輯，人的魔法》、綾辻行人的“館”系列等都是其中佼佼者。

敘述性詭計還在人物、空間、時間誤導上還產生過諸多變體，貫穿全書的單一身份誤導已經不再被當成主要詭計，比如《剪刀男》就在兩名角色的第一人稱和第三人稱間進行切換，還帶有妄想人格癥設定。影視作品里采用“敘詭”也很常見，如《靈異第六感》通過男主視角對觀眾進行身份誤導，最后才揭曉死去的人并非小男孩。新海誠《你的名字》在描述男女主角互換身份的生活時，對觀眾進行了時間上的誤導。

知名的“暴風雪山莊模式”并非阿加莎首創，1933年埃勒里·奎因的《暹羅連體人之謎》里出現過該模式雛形，但它卻是由《無人生還》完善并發揚光大，因而這種設定又稱“孤島模式”。其要義在于將一群受害者集中到與外界隔絕的固定場景中，然后發生連環謀殺，乃至“無人生還”。

《名偵探柯南》里的黃昏之館案件就是典型的“暴風雪山莊模式”，一群名偵探被聚集在一起，繼而在互相猜忌中接連死亡，作者青山剛昌還在20多年后將整部作品背后的“黑衣組織大BOSS”設定成了黃昏之館的主人。

《無人生還》的創舉不僅有“孤島模式”，這部小說同時運用了“比擬殺人”，即兇手按照某種特定規律連續作案，《無人生還》里的參照物是一首童謠，在阿加莎另一本小說《ABC謀殺案》里則是《鐵路旅行指南》。

《ABC謀殺案》中，第一名受害者的名字及案發地都以A開頭，第二名都以B開頭，以此類推，謎題難點在于多個受害者之間毫無關聯，找不準嫌疑人。最后真相揭曉，只有受害者C才是兇手的真正目標，A、B、D的遇害都不過是兇手混淆視聽的障眼法。這種把“真正謀殺藏在連續謀殺”里的設局方式，同樣成為了各類作品屢次借鑒的對象，近年就有柯南《火焰中的紅馬》、電影《唐人街探案2》等。

阿加莎唯一一部名傳后世，卻幾乎無人借鑒的作品是《東方快車謀殺案》，在保證偵探與讀者信息對等的情況下，案件所得到的全部證詞是每名嫌疑人的集體串供，案情由此撲朔迷離，而將“所有嫌疑人都是兇手”作為主要詭計，在整個偵探小說史上只能使用一次。

《東方快車謀殺案》共被翻拍過5次，高于阿加莎其他所有作品，除卻故事精彩，上述“唯一性”或許也是原因之一，它最有可能穿越時間桎梏，給每一代觀眾帶來新鮮感。

古典偵探故事，還能滿足當下受眾嗎

中國對阿加莎作品的譯介可以追溯到1946年，報人姚蘇鳳將波洛翻譯為“鮑羅”，并在給程小青的《霍桑探案袖珍叢刊》寫序時，將阿加莎與柯南·道爾并稱。

有單行本出版，得歸功于1978年版的《尼羅河上的慘案》。《譯林》創刊人李景端曾撰文回憶當時全國各地正在放映這部電影，他認為影片遠不如小說描寫細膩，決定在《譯林》創刊號上全文連載，雜志出版后大受歡迎，加印到40萬冊，同年江蘇人民出版社便趁熱發行了《尼羅河上的慘案》單行本。

新世紀后由原著所改編的影像作品在VCD時代收獲過一批擁躉，天津音像出版社發行過16碟裝的蘇切特版《大偵探波洛》，同期也有各家的盜版碟片在市面上流通，成為不少觀眾的童年記憶。

2007年，人民文學出版社首次獲得克里斯蒂版權公司的簡體中文授權，第一年就推出了14種書，后在3年授權期內陸續推出60余種，黑封皮、小開本、輕型紙的阿加莎小說第一次批量遍布國內大小城市的書店。

如今中國讀者欣賞阿加莎小說早已不存在時間上的遲滯，可來自“黃金年代”的古典故事，還能滿足受眾們的胃口嗎？

當當網“圖書暢銷榜”的“偵探/懸疑/推理小說”類里，2021年全年TOP20僅東野圭吾就占了11個席位，阿加莎只有1本更像懸疑小說的《無人生還》上榜。2020年情況相仿，東野圭吾有12部作品排入暢銷TOP20，阿加莎只有2本，數量和因熱播劇受關注的國內作家紫金陳相同。

東野圭吾早年也是靠本格推理小說《放學后》出道，但在他漫長的寫作生涯里，諸多代表作品的風格均已跳出推理范疇，他本人也不止一次表達過“本格已死”的觀點，稱自己“不是不想寫，而是不能寫”。

經過180多年的發展，謎題的創意與套路被不斷書寫，純正的偵探推理作品能給讀者帶來的腦力盛宴，的確要比側重技法的懸疑作品更難。阿加莎的作品風格也被總結為“鄉村別墅派”，即案件往往發生在比較集中的空間里，登場人物能構成小圈子，在此前提下還能展現某地的人文風貌、社會狀況。

到上世紀八十年代末“新本格”在日本崛起時，旗幟人物島田莊司的作品就已經宏大到遠遠脫離現實，《占星術殺人魔法》的受害人尸體部位遍布整個日本，《斜屋犯罪》的兇手為了殺人專門建造了一幢房子……盡管它們延續著“解謎”內核，但為了達成思維游戲，已經有些走向極端。

另一方面，科技的進步也在增加構想謎題的難度，現代刑偵常用監控錄像、DNA檢測等手段，如果考慮受眾的代入感，小說里的罪犯就無法輕易實現“不可能犯罪”。柯南·道爾筆下的福爾摩斯能輕易記住倫敦每個區的土壤特征，《神探夏洛克》如要達成類似的高智商觀感，編劇就得給主角加上神乎其技的“思維宮殿”。

“現代懸疑”受歡迎程度壓過“古典偵探”的現象，在影視作品中也有體現。豆瓣電影懸疑類評分榜里，近10年只有3部偵探作品進入前100名，分別是《神探夏洛克：最后的誓言》《帷幕：波洛的最后一案》和《赫爾克里的豐功偉績》，而類似《誤殺瞞天記》《心迷宮》《看不見的客人》這樣的懸疑電影數量更多。它們的共同特點都是靠“反轉”讓觀眾產生超出心理預期的驚訝，如《看不見的客人》當年在社交媒體擴散口碑時，一句宣傳語便是“43次反轉無bug”。

在劇集領域，國內視頻平臺推出過主打懸疑的迷霧劇場，部分劇集還與線下劇本殺聯動。2020年全年懸疑劇就有50部之多，且不乏高口碑的短劇。懸疑作品往往重情節輕人物，追求在短時間內讓觀眾驚呼多次，強刺激和即時反饋，正在緩慢改變受眾的口味。

相較之下，“名偵探”如福爾摩斯、波洛、馬普爾小姐、亞森·羅賓、明智小五郎們倒顯得不太注重“心理沖擊”，故事推進到匯集嫌疑人、發表演講環節時，他們更像一個個向著聽眾娓娓道來的老朋友。

馬普爾小姐

當然，這絕不意味著阿加莎·克里斯蒂等作家的小說在當下失去意義，沒有開拓者也不存在后繼者，他們的智慧已經閃爍在了無數后代書卷與影像里，假如看古典偵探小說會有“既視感”，僅僅是因為他們的巧思被致敬過太多次。

此外，正因震撼大腦的案件設計難度加大，由單一作者所創作的能破獲各類疑難奇案的偵探形象，也越來越少，波洛等偵探的IP價值現在反而更加珍貴。

王安憶曾在《自選集》里表達對阿加莎的喜愛，她認為阿加莎的故事要素都很簡單，動機都基于通常人性，絕不會有現代犯罪的畸形心理，“很像一種成人的童話”，由此帶來的閱讀體驗是純粹的“享受”。這或許就是阿加莎·克里斯蒂長盛不衰的另一重原因：如果放下先入為主的謎題期待，不論再過多少年，在某個舒適的時刻捧起她的小說時，總會跟著波洛收獲一段精彩的“小冒險”。

某版《尼羅河上的慘案》序言中，阿加莎的外孫、克里斯蒂版權公司董事長馬修·普理查德說外祖母作品的一大重要特征是“非常易于理解”，他還如此寫道：

“如果阿加莎·克里斯蒂知道她的小故事們（她這樣稱呼自己的作品），仍然能給世界上這多人帶來如此巨大的閱讀享受，她該有多么高興?。　?/p>

本文轉載自微信公眾號毒眸（ID：DomoreDumou），已獲授權，版權歸毒眸所有，未經許可不可轉載或翻譯。

關鍵詞：現代懸疑 | 古典探案 | 尼羅河上的慘案 | 電影