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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我本是高山》吵翻了，但行業和觀眾沒在聊同一個事

• 2023-12-07

 

 

首周末過去了，《我本是高山》票房不到6000萬，電影人期待的口碑反轉沒有如期到來。雖然豆瓣貓淘都還沒有開分，但打開各平臺最新的短評不難發現，口碑的兩極分化依然嚴重。

 

6000萬不到的票房意味著不足150萬的觀影人次，但從上周到現在數次登頂熱搜，一個熱搜話題里就有上億次的閱讀——不難看出，《我本是高山》的群眾討論熱情，遠遠大于觀影熱情。

 

 

《我本是高山》掀起的，是一場輿論羅生門。

 

上映前，連點映都沒開始時，就有輿論提出對主創和電影的質疑；部分觀眾看過點映后，又流傳出了不少爭議橋段，大多圍繞著女性形象刻畫是否準確、改編是否基于事實等問題；于是，部分電影人加入輿論，開始了一場與觀眾的爭論，這時的一個核心觀點是，評論好壞都可以，但沒看過不能“跟風黑”。

 

這其中既有觀眾對電影行業的一貫想象，也有行業對觀眾的“傲慢”，雙方似乎總是難以建立真正的有效溝通。對于一部電影的具體內容，自然是“一千個人有一千個哈姆雷特”，但在內容之外的空白地帶里，還充斥著表達、又滿溢著誤會。

 

毒眸（id：DomoreDumou）摘取了輿論場紛爭中的三個核心觀點，試圖在中間地帶搭建理解橋梁，理清信息差，找到因信息差帶來的誤解。

 

 

不看電影能評論嗎？

 

在影片被討論得最火熱的上上個周末，由于點映剛開始，影片場次有限，很多觀眾無法一窺影片的真容，只能從KOL和營銷號拼湊的信息碎片中，了解影片拍了什么。圍繞電影的負面評價，一度霸榜熱搜。

 

一些行業內的聲音開始為影片打抱不平，認為沒看過影片就發表評價是“無端惡評”，一部分觀眾是被營銷號帶了節奏，電影評論應以看過作為前提。

 

這聽上去是一個絕對正確的邏輯，如果以專業影評為出發點，看過電影再評論自然是必須的。但如果討論止步于此，很多問題就無解了。切換到普通觀眾的角度，細想之下似乎又并非完全經得起推敲。

 

 

《我本是高山》劇照（圖源：豆瓣）

 

我們試著將討論再往后拉一步。

 

先從看電影作為消費行為這一立場來分析。電影消費和其他大眾消費最不同的地方在于，它幾乎是沒有“后悔藥”的。

 

在網購攻城略地的這十幾年里，大多數消費人群早已養成了“七天無理由退款”的購物習慣，但電影幾乎是不行的。目前貓淘平臺的退票政策，僅支持“開場前一定時間內未取票”的情況下退票，換言之，退票還未形成健全的行業規則。

 

哪怕是在餐廳吃飯、已經吃到肚子里了，遇到“以次充好”的情況，消費者也有渠道投訴。但一部電影看完之后，無論觀眾有多么不滿意都無法退款——可能是想看《愛情公寓》，卻看了一部盜墓片；也可能是想看沈騰搞笑，結果只看到沈騰印在一塊KT板上。“詐騙式營銷”每隔一段時間就出現一次，但觀眾從來沒有“退貨”的選項。

 

 

“盜墓版”《愛情公寓》和“KT板沈騰”

 

那么指望觀眾抱著“看過才能評價”的心態，買票觀影之后再加入到討論的隊伍中，不免有些過于理想化了。

 

本質上，“看過才能評價一部電影”是基于文藝批評的范疇而言的，換句話說，只有對在乎“文藝”的人這條準則才奏效。但普通觀眾如今的日常生活里，或許既不需要“文藝”，也不在乎“批評”。

 

一個更現實的情況是，如今大眾對非必需品消費愈發謹慎，看電影本就不是剛需消費，在這種時候追求“不買票不能評價電影”，多少就顯得有些“何不食肉糜”了。

 

 

《我本是高山》劇照（圖源：豆瓣）

 

回到觀眾層面，隨著電影已經成為大眾娛樂方式，看過電影再討論固然最好，但即便沒看過，討論電影也是觀眾的自由。

 

在這樣的現實下，對于片方來說，如何在映前正確釋放影片信息，逐漸成了一門新學問。而在面對輿論風波時，正面解釋影片的碎片化信息，該辟謠的辟謠、該承認的承認，分享影片的亮點與可看之處，這本就該是電影人的工作，不要等觀眾自己去電影院發現。

 

 

為什么不是女導演？

 

早在《我本是高山》宣布定檔、開啟宣發之前，在豆瓣等平臺上就已經能看到大量“想看”短評留言，集中的困惑是，“為什么這樣一個偉大的女性故事居然是男導演來導？”

 

并非男導演不能執導女性故事，但客觀來說，希望好的女性故事由女性創作者來表達，是一個正常的訴求。不美的是，目前的國內電影發展階段，還不能完全支撐起這樣的訴求。

 

 

首先需要普及的是，一個商業電影項目，最早的“胚胎”很可能不是該片導演或編劇的原創創意。一般來說，改編類電影往往是由各大影視公司中的策劃們，先找到有潛力的故事雛形，比如一本小說、一個社會事件、或者一個具有知名度的人和團體，在取得改編授權之后，再尋覓與項目契合的編劇和導演團隊。

 

從客觀數據來看，國內電影行業的女導演數量太少，可供影視公司選擇的范疇就少。據毒眸人工統計，從2015年-2023年國產片的票房前20影片中，共計180部影片，出自女導演手筆的僅有14部，占比為7.8%。

 

好在，這樣的情況正在逐漸改善。新生代的女性導演，已經開始頻繁涌現。冷檔期上映的一批新片中，諸如《我經過風暴》《鸚鵡殺》《不虛此行》《三貴情史》等均出自女導演之手。毒眸參與過的國內大部分創投活動里，女性創作者的占比也在不斷提升——國內的女導演們，正在發力。

 

 

《我經過風暴》《鸚鵡殺》《不虛此行》《三貴情史》

（圖源：豆瓣）

 

不過，電影行業的投資邏輯，向來是非?？促Y歷、看過往樣本的。有一定成績的前作來證明自身實力的導演，才能接到投資體量更大的項目。這是一種基于控制風險的商業考量，一時很難改變。

 

而在電影產業的過往發展里，證明了自身實力的女導演非常有限。因此，從大概率事件來看，一些大體量電影項目，即便想選擇女導演執導，也沒有太大的選擇余地，更何況這還需要雙方都有意愿才能促成合作。

 

 

《我本是高山》劇照（圖源：豆瓣）

 

同樣的道理，國內的女性題材影片，供給也極為有限。對于觀眾來說，遇到一個講述女性群體的故事，很難有足夠豐富的樣本作為標尺來加以評判。

 

站在行業角度，《我本是高山》講述了一位女性帶領幾代農村女性走出大山的故事，這樣的題材和視角，是過去國產片中少見的，應當加以鼓勵，這當然沒有問題。

 

站在觀眾的角度，影片呈現的女性故事與女性角色刻畫仍有局限性，希望看到更精準、更豐富的表達，高期待伴隨著對電影的苛求，這也沒問題。

 

但，哪種標尺更合理？

 

在分析樣本只有一部《我本是高山》時，兩種聲音都存在合理性，暫時也無法形成共識。

 

但這種沖突背后，我們需要直面的是，《我本是高山》的巨大爭議看似是場羅生門，實則是國內輿論場對女性故事的討論表達欲已十分蓬勃的現實，電影只是撕開了這場討論的口子。爭議本身是客觀的，眼下無法達成共識的局面也是客觀的，亟待改變的行業現狀，更是電影人不能逃避的。

 

只有當同類題材的影片數量足夠、逐漸豐富之后，不同出發點的聲音才有機會得到充分釋放，在討論中逐漸形成共識，并在共識中形成標尺、并清晰地看到單個樣本位于標尺的哪個位置，而不用再擔心是該鼓勵還是苛求的問題。

 

 

真實事件改編的邊界在哪？

 

“看張桂梅事跡改編的電影還不如看張桂梅的紀錄片。”這也是近期觀眾討論里的常見發言。這種“盛世”，或許是國內紀錄片從業者喜聞樂見的。

 

 

“真不如去看紀錄片”

 

但遺憾的是，紀錄片從來在國內并非文娛產品中的主流，有多少觀眾真的是紀錄片受眾呢？

 

打開B站搜索“張桂梅紀錄片”可以發現，幾部代表性紀錄片，播放量遠遠不及《我本是高山》的爭議視頻。

 

如人民日報與新世相聯合制作的《你好，張桂梅》以及CCTV-10《講述》欄目推出的《張桂梅，女子高中》，播放量僅25.6萬與10.6萬。唯有“央視新聞”賬號下發布的《面對面》欄目視頻達到了161.8萬播放量，但高贊評論都是2020年的，有多少播放量增長來自今年不得而知。

 

而吐槽《我本是高山》的雜談類視頻，超100萬播放的有3個，高于30萬播放的有13個。顯然還是“吐槽”比“紀錄”更有關注度些。

 

 

對紀錄片的褒揚，本質上反映的是國內觀眾當下一個較為突出的審美特征——對于有真實事件改編的藝術作品，是否符合史實、符合原型有極高的要求。

 

這樣的例證在近年的電影市場中不勝枚舉。暑期檔的黑馬《長安三萬里》，突破了動畫電影在題材上依賴想象的慣性，開拓性地嘗試了人物傳記類型，并且嚴格按照史實敘述李白和高適的一生。這種過去在業界或許會被認為“放棄動畫優勢”的選擇，在市場端卻收獲空前好評，票房口碑雙豐收。

 

同為暑期檔的《封神》，其實并非真實人物或事件改編，原著不過是一本“演義”。但打開豆瓣熱門短評，也有不少因為“魔改”、“不符合原著”而打出的差評。

 

 

“烏爾善是不是壓根兒沒看過封神榜？”

 

改得好不好，當然是值得探討的問題，但若聲音只停留在“只要改了就不行”，那恐怕只能看紀錄片了。

 

大多數情況下，改編是編劇工作中不得已而為之的部分，因為真正的現實中不一定有強烈戲劇沖突，而完全沒有戲劇沖突的戲，最后又能有多少觀眾買單呢？

 

在今年長春電影節的影視產業研討會上，《八佰》《金剛川》編劇葛瑞分享了自己創作過程中的一些方法論，“很多真實原型沒有很強烈的戲劇沖突。我個人的一點心得是要掌握大量資料，收集與之相關的所有信息，然后不放過任何一點點能夠進行藝術創作的小細節，進行加工再創造。”

 

末了葛瑞還專門補了一句，“借這個機會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大家看電影的時候還是把電影和紀錄片分開?！?/p>

 

當然，影像審美的建立是一個漫長的過程，怎么理解電影這個產品，從業者的理念和觀眾的理念之間目前還有比較大的距離。不同國家和地區的觀眾也會有相應的差異。

 

克里斯托弗·諾蘭好像就沒有擔心過這個問題。

 

在《奧本海默》上映期間的訪談中他提到，“我們不是在制作一部紀錄片，所以必須要有自己的表達方式。盡管這是根據真實故事改編的，但故事本身充滿了神秘和曲折。我決定把它當作一個虛構的故事來處理。所以對我來說，拍這部電影和拍攝虛構的故事沒什么區別?！?/p>

 

 

《奧本海默》劇照（圖源：豆瓣）

 

這部影片在全球收獲了9.5億美元票房（約合68億人民幣），是今年全球票房第三的影片，但在國內的票房僅有4.5億。

 

對于國內從業者而言，需要更加清楚地客觀判斷國內市場觀眾的審美特征，并且依照市場反饋實時更新這個判斷，這是內容從業者的義務。不能再單純用電影教學過程中學習到的范式套用在觀眾身上，因為二者對電影的理解，在本質上就不同。

 

只不過，從電影藝術的角度來說，未來的創作者愈發抱持著“不求有功，但求無過”的態度來拍電影，未免有些惋惜。

 

在今年金馬獎的后臺，李安遇到了新晉影帝吳慷仁，對他說了一句，“寧愿犯錯，不要boring”。這大約也是對電影的未來美好的期許吧。

 

 

本文轉載自微信公眾號毒眸（ID：DomoreDumou），已獲授權，版權歸原作者所有，未經許可不得轉載或翻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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